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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精神分析大师之二:海伦娜·朵伊契

作者: 珍妮特.榭尔丝(Jan  发布于:2012-02-13 10:27:13

叛逆的社会主义者--海伦娜·朵伊契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是第一位在弗洛伊德创立的维也纳学会中担任领导地位的女性,也是首批运用自己母性经验的一位。她个人的内在冲突造成了年轻时的社会主义倾向,之后她运用这样的内在冲突,开创了今日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人格形成及自恋型自我价值异常的理论,由此为起点,开始把研究讨论的焦点放在对他人的认同上——最早是对母亲的认同。

海伦娜·若桑巴赫(Helene Rosenbach)出生於1884109日普页密索(Przemysl)镇上,一个古老、中型,有守备队驻守的城市,波兰话称为加利西亚(Galicia,包括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在乌克兰共和国边缘。她在老年时曾说过,她一直都痛恨她的母亲莉吉娜:“她是一个小气平庸的女人,我不想跟她一样。”这也难怪,莉吉娜会打她。

她不是处罚我,而是发泄她压抑的攻击性。她让我体会到她满怀的怨恨,因为她生了我,不是她想要和期待的男孩。

虽然体会到母亲视她为“毒药”,她仍然渴望为她所爱。莉吉娜生海伦娜时是三十岁,是四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姊妹马莉娜和吉莉娜分别是十一岁和七岁,哥哥艾米十岁。他们住一间“豪华”的二楼公寓,就在祖母跟祖母的女儿苏娜和法妮尔的楼上,与其他公寓的房客同住,这些人后来都出现在海伦娜的临床作品中,例如,神秘的诺斯卡太太,像虚构的「苍白的女伯爵」,她让她的私生女穿上华丽的衣服,以算命及教法文的所得来供养她。海伦娜记得她,是因为她像母亲一样地照顾她和邻居的小孩,甚至比亲生母亲更温柔有趣。

在这个初始的地方,海伦娜记得她被“九位不同的奶妈”像母亲一样地照顾过。至於自己的母亲,她有很多怨恨,以至于常常做白日梦,认为有另外一个真正的母亲。大姐马莉娜对她的照顾,感觉上更像妈妈,她觉得是她让自己在普页密索有很好的工作表现,后来她把大姐理想化成“伟大的马莉娜”。

像海伦娜一样,马莉娜也是母亲压力下的受害者,母亲将压力加诸于女儿们身上,希望她们嫁得好。在外祖父的逼迫下,马莉娜放弃了心爱的基督教军团军官,为了更符合家族的地位,她下嫁于一位来自瑞日若(靠近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城市)的犹太籍律师。对海伦娜来说,这是个充满辛酸的悲剧。“有句波兰俗谚说:‘当女孩变成妻子时,她就等于被活埋了。‘我十分确定是这样的,(我相信)马莉娜也是这样的。”

海伦娜十岁时失去了马莉娜和她所爱的姨妈法妮尔(她们都出嫁了),她觉得被剥夺了所有的母爱。她另外一个姐姐吉莉娜,“毫无疑问是我妈妈的最爱”,她与同年龄的女孩常玩在一起,海伦娜十一岁的时候,吉莉娜也跟一位年轻的医生麦克订婚了。

她哥哥艾米一点也没有减少她的痛苦,甚至在她刚学会走路时,还曾经对她性虐待。后来,她在自传中不太掩饰地说明了这件事。海伦娜描述了艾米如何在她整个童年里持续地折磨她。她说,十几岁的时候,她找到了纾解这种不正常且受虐关系的压力的方法,,就是透过告诉每一个人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包括她是如何地受苦、约会的场所、热情洋溢的信件,和她捏造收到来自某个意料中学生情人的礼物,藉此,她替自己赢得了暧昧的头衔“堕落的女人”。

同时,艾米的烂功课,让他父母想要“一个伟大儿子”的希望破灭了。更糟糕的是,他成为一个赌徒和不法商人,背弃了家族希望他成为一名基督徒的犹太信仰,他用了一个波兰名字,与贵族气派反犹太人的家族结亲。

海伦娜觉得自己在妈妈的眼中,永远无法弥补艾米的失败。但是她至少取代艾米成为父亲威廉的最爱。她把他理想化成一个广受爱戴与尊敬的律师、法官、行政首长,以及在维也纳联邦法庭的加利西亚地方代表。她陪父亲访视乡间的个案,因此了解了一些社会问题,成就了日后政治及临床工作的因缘。她对犹太同胞的失败主义感到羞耻,较认同父亲波兰父系的传承和他法律的工作。她曾加入一场保障女子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学校的静坐抗议活动。

在她的经验中,父亲比母亲虚弱多了,她会熬夜焦虑地等待,担心父亲在玩牌回家的路上被杀害。她也会抱怨,虽然妈妈比父亲小了近十岁,他还是让母亲控制着。于是常常发生一些情形,父亲会站在妈妈那边来反对海伦娜,支持母亲“回应式的反击我对于释放自己所做的努力”。

海伦娜的妈妈不像她的父亲,她是没有教养、不太懂得思考的,最重要,她是物质世界的奴隶。很可能,海伦娜深思过,这是对丑闻事件的反应,外祖母抛弃了她的父亲,和店里一位售货员同居。母亲莉吉娜本身从未工作过。她只会口头命令,海伦娜说她好像“一套经济系统中领年金的受益人,只会利用家庭的资助”。

海伦娜十四岁离开学校之后,莉吉娜似乎希望海伦娜跟她过相同的、无所事事的家庭生活。但是海伦娜背叛了,她开始为《普立页密索之声》(Przemy Voice)杂志写作。然后她开始逃家了。在海伦娜的看法中,她认为自己是为了让其他六位普立兹女孩有跟进的榜样,而成为开路先锋。她最后同意不再逃家,只要父母签一份同意书,保证资助她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她为了学业去了苏黎士,遇见苏俄难民。除了他们的大师普勒哈洛(Plekhanov)之外,在海伦娜的眼中,他们之中最值得尊敬的是薇拉(Vera Figner),一位苏俄的物理学家及革命家,她的遭遇后来被写入《女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Women)一书中。海伦娜受到社会主义浪漫部分的吸引,“危险、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而非政党政治或工人运动中现实层面的细节。最重要的,出于对她妈妈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怨恨,她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青年革命家”。

十六岁时,她跟一个年纪很大的已婚男人发生外遇关系,以加深对母亲的报复。这个男人是知名的社会主义者领袖利伯曼(Herman Lieberman),是她父亲认识的一位律师,她是透过母亲认识的。海伦娜後来描述这个事件:

我对母亲的怨恨及对她认同的恐惧,我对父亲危险的爱和认同他的困难,我自己和马莉娜的分离……所有这些问题只有一条解决之路:我必须和家庭之外的一个人建立强烈的关系,以做为对父亲认同转换的可能。

海伦娜一直秘密维持这个关系,不让外界知道,她顺从于利伯曼,因为他害怕这个事件会危害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后来,他暴躁地埋怨她“完全没有要求地顺从他”,未去促成他想要的离婚,当初这个事件的动力是对母亲的叛逆,现在却是如此不同。

她在公开场合顺从他的希望,让两人关系成为秘密。但是她对政治上的反叛却如此公开,为的是羞辱母亲,包括在示威活动中把自己丢到警察的马匹之下招致逮捕、携带禁止的宣传文宣到边境、组织普页密索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的罢工。后来发现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活动,她归因于自己在面对她们时,缺乏组织准备、无法有效地抗议工作状态,她其实是因为个人的需要,想藉此激发妇女们的热情。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动荡不安的革命时代,1905年波兰圣彼得堡暴动。那次暴动的镇压,也是海伦娜个人希望的破灭:利伯曼一岁的儿子过世。之前他曾经希望和海伦娜一起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女儿给太太照顾。小男孩的死亡,反而巩固了利伯曼的婚姻,他们在共同的哀伤中一起出国。

这个事件为海伦娜注入更加独立的能量。地方高中仍未接受女子入学,她离家去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Lwow)念书以进入大学。但是随着利伯曼的回国,以及利伯曼介入波兰第一次全面选举,海伦娜变得忧郁了。她的父亲在一位维也纳医师的建议下,把她送往格拉茨(Graz)一所疗养院接受治疗。

同时间,她母亲要求利伯曼结束与她女儿的外遇关系。但是这个关系还是持续着。他去格拉茨探望海伦娜,还带她去看歌剧卡门(Carman)。1907年,他们去了维也纳,利伯曼是下院议员,海伦娜是第一位进入当地医学院的女学生。透过阅读扬森(Wilhelm Jensen) 新近出版的小说《Gradiva》(有关一位考古学家对一个年轻女子的古董雕塑痴迷的故事),以及弗洛伊德对这个故事做梦的分析,她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她后来回忆自己是被弗洛伊德的作品所吸引,他的“婴孩性特质及潜意识的理论,还有他对上流社会所提出的异议”。

海伦娜和利伯曼在维也纳共同生活,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中,她遇见了社会主义者的领袖:饶勒斯(Jean Jaures)、贝倍尔(August Bebel)和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除了对克拉拉(Clara Zetkin)觉得不舒服之外,女性社会主义的领袖让她印象十分深刻,特别是安吉莉卡(Angelika Balabanoff)和萝莎(Rosa Luxemburg),对她们的母性特质,她以复杂的情感写到:

萝莎突然对我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长得不错,明显地燃烧着青少年对政党制度的热爱……在她对我的态度之中,我感受到某些温柔和可能像母亲一样的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常常希望像她一样,但我也够现实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和海伦娜一样,萝莎是波兰籍的犹太人,和情人李奥(Leo Jogiches)领导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少数团体,是从利伯曼的国家主义者组成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她的例子鼓励了海伦娜反问自己:为什么她不是一个“领导的女性”,这也鼓励她去结束与利伯曼的外遇关系。这关系原本是出自对母亲的反叛,现在反而让她卷入无助且自我打击的屈从当中,不论是在个人或政治方面。尽管利伯曼自怜式地觉得自己在两人关系中是更受苦及受虐的牺牲者,然而海伦娜觉得她的自尊被对他的顺服破坏了,也被社会主义者“为社会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破坏了。

为了独立,她离开他前往慕尼黑读书。一位波兰哲学家的朋友雷霍(Joseph Reinhold)给了她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这里,她经历一次流产,是利伯曼的小孩。这件事加速她与他最后的破裂:“我已经成熟到够成为母亲了,而我们关系的本质使这件事完全不可能做到。”后来,她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谈恋爱--一个在维也纳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龄的研究员医师费力斯·朵伊契(Felix Deutsch),她想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最重要的,虽然他没有她那么有野心,却已经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和分析师,也是心身症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先驱者之一,更是一位音乐家……海伦娜记得自己是在钢琴老师放弃她之后就放弃了音乐家时光,事情肇因于有一次母亲因为太胖跌倒在音乐教室光滑的地板上爬不起来时,她开始暴笑,这件事让钢琴老师觉得毛骨悚然。

摘自《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师的生命故事》

Mothers Of Psychoanalysis

作者: 珍妮特.榭尔丝(Janet S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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