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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精神分析大师之三:卡伦·荷妮

作者: 珍妮特.榭尔丝(Jan  发布于:2012-02-13 10:30:53

敬爱的母亲--卡伦·荷妮

 

和海伦娜·朵伊契不同,卡伦·荷妮(Karen Horney)敬爱她的母亲,这样的经验使她强力地反对弗洛伊德在女性和男性心理学上以阳具为中心的说法;也使她强调精神官能症中社会和父母的因子,而反对本能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和婴儿时期性特质的理论,最后她也都放弃了。她的作品就像新生的婴儿,特别是在美国,比朵伊契更受欢迎,现在仍然不变。荷妮的作品对女性主义者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她拒绝了弗洛伊德的阳具中心论而以女性为中心论,也因为她注意到性方面不平等现象在心理学上的原因和影响。

卡伦的父亲,瓦克是挪威人,比卡伦的母亲苏妮大二十岁,是一个有名的船长,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四个小孩都已成人。卡伦于1885年出生于汉堡城外的艾伯克,有一大她三岁的哥哥伯纳特。

卡伦的母亲苏妮出生于阿姆斯特丹,是建筑师的女儿,社会地位比瓦克高。1881年她在布来梅市遇到瓦克嫁给了他,她告诉卡伦,当时她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害怕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女人。卡伦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在海上旅行。在后来的作品中,她常引用父亲北欧同胞易卜生及齐克果(Kierkegaard)的作品。十几岁的时候,卡伦反倒支持母亲和哥哥来反对父亲。如果失败,她就寄情于冒险故事、“永恒的爱恋“以及良好的学业表现来寻求安慰。十三岁的时候,她决定成为一位医师。

这表示她要离开当地的教会学校,到汉堡的预备大学去,那里开了一些课,让女孩子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她母亲被伯纳特说服,同意卡伦的决定,并向父亲施压,希望他支持她转学的决定,但是在卡伦看来,他比较有兴趣资助她同父异母兄长的事业。他对她似乎没有其他的希望,只要她留在家里帮忙做家事,省下请女佣的费用。

无论如何,母亲的支援让卡伦走上了自己的路。另外由于一些前辈们对保障女子进入大学权利的奋斗使她在1901年能上高中。同时,在家里,她继续站在母亲这一边,对抗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小孩,母亲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爱”。她效法母亲对父亲俗不可耐的轻蔑,反驳父亲对路德教派顽固的见解:

……他(瓦克)每天早上翻来覆去地讲道,唠叨不停,甚至有些愚昧的祈祷词……我听不进去他把每一件高贵神圣的事,说得没有感觉、物质化、缺乏逻辑、令人难以忍受。他只是一个头脑简单、平凡、愚昧的角色,无法去接近高层次的事物。

苏妮一点也不隐瞒希望瓦克死去的想法,卡伦也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有说不出来的快乐。”她告诉他:“母亲是我们最大的愉悦。”

为了避免目睹母亲的痛苦,卡伦强迫地跟了一个又一个男人,来寻找避风港;开始是跟一个演员,然后是一场旋风式的1903年圣诞节罗曼史,对象是伯纳特的朋友;接着是一段较长时间的婚外情,一位犹太籍音乐系的学生罗夫;后来是恩斯坦——苏妮离开瓦克后,搬来汉堡和子女同住时期的一位房客。卡伦写道,在爱情当中,可以转移掉其他的担忧:“如果‘他占据我日与夜的心思’,之后其他的想法怎麽还会有空间呢?”

19048月,父母分开之后,卡伦对母亲更加矛盾。她抱怨苏妮和伯纳特的俗不可耐,对罗夫也有反犹太主义的态度。罗夫和恩斯特陆续离开,她感觉失落。在1906年的春天,她的荒凉感持续了整个学期,在夫来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她再度受益于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学习医学。

那年7月,她又开始了另一段婚外情,这次是和医学院同学罗却(Louis Grote Losch),正如之前和罗夫一样,她听华格纳(Richard Wagner)的音乐;不一样的是,苏妮真心喜欢罗却。那年秋天,苏妮搬到夫来堡和卡伦、罗却及卡伦的同学伊达成为房客。同时,卡伦又和罗却的朋友奥斯卡(Oskar Horney)发生婚外情,他当时正在伯朗斯威研读政治经济学。在写给他的信中,她提到了温暖的苏妮在夫来堡的“娃娃屋”(doll's house):

……她不仅知道如何做一顿好菜,最重要的是,她懂得如何散布愉悦的气流……她对我而言,真是完美、模范的母亲。

但是她也责怪苏妮如何能和“卑鄙”的伯纳特那么亲近。苏妮的口是心非,常使她和伯纳特对父亲说谎,造成她情感的压抑。卡伦感觉“我好像快要窒息了,在所有围绕着我的爱和照顾之下”。当奥斯卡于1907年秋天返回夫来堡时,带给卡伦更多的不快。对这部分,苏妮曾对伯纳特抱怨卡伦的自我中心,当时伯纳特已经是法律系的学生:

我太保守、太谦虚、太大方,这样一来,我误导人以为那样是一种正常的自私……但是他们的自我主义是十分伤人的,特别是卡伦,她是我非常疼爱的小孩,对我应该有更多心、更多感受和更多了解……她真的需要这麽常跑奥斯卡家吗?甚至每天下午都去……难道他们就不能有一次留下来陪我吗?

苏妮对伯纳特吐露心声,隔年,卡伦通过临床准备考试,搬到哥丁根(Gottingen)接受临床训练时,伯纳特并不想和母亲一起住,所以苏妮后来搬去与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继女同住。但是她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卡伦于是又将母亲接来同住。

由于缺少瓦克经济上的资助,苏妮和卡伦长久以来都必须自给自足:一方面靠房租,一方面靠家教所得。1909年,奥斯卡获得替工业巨子史提尼斯(Stinnes)工作的机会。史提尼斯曾经为了累积更多的财富,凶暴地镇压了一批在他煤矿坑里工作的工人。矿工的苦境,曾经是朵伊契最早的医学论文主题之一。卡伦不是这样的个性,虽然她也有自由的心灵,但终究没有变成政治的参与者,而奥斯卡却绝对是右派人士。他在柏林替史提尼斯工作得很好,190910月,他们搬到那里并结婚。一开始住在寄宿的房子,之后随着奥斯卡的升迁,他们住在兰克威治(Lankwitz)中产阶级区域,拥有自己的公寓。

同时,卡伦在柏林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科门诊研读,碰到了出生于汉堡的亚伯拉罕,他成名于1907年,是柏林第一个精神分析师。1909年早期,卡伦因为忧郁和性困扰的问题,随着他走入精神分析,同时还有她的朋友伊达和凯尔亚伯拉罕将卡伦性困扰的问题归因于被「有力的男人」所吸引:

在我用所有热情的力量来爱我父亲的时候……在奥斯卡的身上,我找到了意识上所要的每一件事。但是看啊,我生命中本能的背叛,感觉上像是生命自己把自己拉向卡尔(亚伯拉罕的另一个病人),只因他身上有野兽的味道。

她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委身于这样的父系形象。亚伯拉罕说,这个讯息经由她第一次来访时将手提袋遗留在他的办公室时,就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了。

之后不久,她的父亲过世了--19105月。卡伦一天比一天忧郁,同年夏天她中止了她的分析。由她的日记中判断,她逐渐充满了认同母亲的想法。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是因为美丽而闪亮的人”,卡伦写道,她设法变得“有不寻常的智慧”来吸引注意力,就像苏妮的方式:

她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是第一……所以她疯狂地送礼物,她高贵的举止、她想要在房子里发号施令的望……所以她一直打算要让我仰望她,把她视为完美的化身,即使我已经十八、十九岁了。

卡伦此时也将成为母亲。太糟糕了!因为她觉得怀孕阻碍了她的婚外情和“浪荡特质”,使她前所未有地感觉与母亲如此相似,另一方面,她对苏妮感到与日俱增的愤怒,更别说苏妮还有猎夫(husband-hunting)的行为和永无止尽的要求:

…所有她的争论,都是一种固定无聊的形式:那就是她永远把自己放在一旁,牺牲自己,别人欠她她应得的关心……她病态地在周遭的人身上寻找表达情感的机会,贪求无厌地……(于是变成)对任何人而言,那都是无法承受的负担。

但是卡伦仍然喜爱成为人母:

其中的期待和喜悦,有着如此难以言喻的美。而感觉在我体内正孕育着一个小小的即将成为人类的生命,笼罩着庄严和重要,这使我非常快乐和骄傲。

很突然地,苏妮在191122日死于中风。卡伦感到一阵充满罪恶感的解放:“苏妮是我童年最伟大的挚爱。”她想要回去继续接受分析,尤其是在第一个女儿布吉塔(Brigitte)出生的第二个月后。但是,因为害怕“太轻易出来的移情”,她决定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进行下去(包括对做母亲的着迷):

在照顾孩子当中,这样母子亲密的连结以后都不曾发生过。这是互相在感官上的满足,也因此,可能强化了对自己母亲的渴望……我现在觉得女人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为人母亲。

那年夏天,在哺乳之外,是最后一次医学考试。接下来则是在柏林和兰克威治的精神科工作,卡伦和奥斯卡纵情于性慾的享受,体验战前柏林的社会动荡。1911年开始,卡伦也参加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晚间会议,19122月,她发表了一篇有关儿童性教育的论文;亚伯拉罕向弗洛伊德推荐这篇论文,认为它表达了“真正的了解”。1915年,因为男人都上了战场,她变成学会的秘书。19172月(她从1912年开始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来看个案),她第一次演说有关精神分析的治疗,对象是医师同事。在这场演说中,她跟随弗洛伊德的说法,强调个案的移情是治愈的主要工具。

拜“超级奸商”史提尼斯之赐,卡伦的生活愈来愈舒适。1913年、1916年,玛丽安和莉娜塔陆续出生,荷妮全家搬到富裕的瑞连达夫(Zehlendorf),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柏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度假。没有度假时,她就看一些私人的个案,在城里或在家中,她仍继续在兰克威治的精神科执业。

她的女儿们(尤其是老二玛丽安)都觉得她很遥远,有需要时无法在她们身边。这并不令人惊讶,她期待她们尽早地独立。例如,在1917年,她把当时还很小的布吉塔和玛丽安送到瑞士数个月之久,因为布吉塔感染了肺结核。返家之后,她们的父亲花更多时间陪她们,但是他始终是个严格励行纪律的人。卡伦的抚养之道,比较起来是良性忽略和反覆无常的冲动混合物,包括送小孩去各式各样的实验学校,或送去被梅兰妮·克莱恩分析(开始于1923年)。为了反抗分析,三个女儿各有不同的方式:玛丽安拒绝见她;莉娜塔躲在沙发底下用双手遮住耳朵,不听克莱恩的诠释,学很多粗鲁的话,写得到处都是,送猥亵的信给邻居;即使是玛丽安,参与最久的她也一笔勾销了克莱恩的治疗:

这跟我已经存在的真实问题丝毫无关。我的父母没有和梅兰妮谈过,梅兰妮也没有兴趣和我的父母谈一谈……我被放在沙发上,度过这些没有意义的过程,那似乎不会造成伤害,当然也不可能有什麽帮助。

同时,战争不可思议地增加了史提尼斯和精神分析师的财富。1914年,卡伦写了检定资格的精神科论文,关于一位五十七岁的私人个案,身体上的创伤造成的精神症状,这个个案是一家内衣工厂的老板。战争时期之后,对于因受伤造成的心理影响(特别是中弹之后),精神分析在这方面的成功治疗,赢得了很多的支持者。很多门诊成立使人们可以真正自由地接受治疗,精神分析也变得更为普遍。

面临柏林在战后道德的败坏和政治的混乱(包括萝莎的暗杀事件),19202月第一所诊所在东柏林的波士的摩斯特斯(Potsdamerstrasse)开业了,艾丁格(Max Eitingon)担任主席。接下来成立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Berli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荷妮是第一个女性成员,也是第一个女性教师。在这个学院里,她再度走入分析之中--跟随学院中出生于维也纳的资深训练分析师翰思(Hans Sachs)。之后不久,针对自身和个案的母性经验,她第一次对弗洛伊德父系理论提出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批评。

 

摘自《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师的生命故事》

Mothers Of Psychoanalysis

作者: 珍妮特.榭尔丝(Janet S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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